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我的老父亲今年九十三岁，早已进入耄耋之年。自打川藏线通车起，他就在这条生死线上奔波，他是川藏线上第一代汽车兵，也是现在这条线上最老的汽车兵，他是名符其实的老川藏线人。老爷子最后的归宿，是从川藏兵站部顾问的任上离休，安置在兵站部管辖的成都浆洗街干休所，这里曾经是川藏线人所熟悉的南门兵站。
打我记事起，就觉得父亲在外的时间多，在家的时间少。父亲皮肤总是黑黑的，脸颊上泛着“高原红”。
父亲长年跑川藏线，与这条线上的军内外人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家里的客人，不是甘孜州某县的县长就是西藏某县委书记，或者哪个道班的工人。
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奇怪的客人，此人身着藏袍，眼晴暴鼓，脖子粗粗的，不知是长了肿瘤还是得了大脖子病，讲得半生不熟的汉话，张嘴露出一口大黄牙，吓得我两个妹妹不敢在家待。父亲留他在家吃饭，客人身上散发出的酥油味薰得我们兄妹想作呕，纷纷逃离饭桌，最后饭桌上只剩下父亲与怪客。饭后，父亲从卫生队叫来二位医生，吩咐他们把这位藏胞送到驻军第四十五医院住院治疗。
父亲在川藏线上名气很大，提起康团长，那是如雷贯耳，没人不知，无人不晓。各种纠纷和事情，只要康团长出面，没有不能解决和办不到的。我当兵后，每当有人知道俺爹是康团长时，经常有人对我说道：“哦，康团长！知道！知道！”边说边伸出大拇指。
沿途兵站，只要听说是康团长来了，那一定是打开最好的首长铺，用最好的饭菜招待。不过，那时的条件艰苦，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
过去的川藏线人，都没有环保及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父亲是刘伯承的警卫员出身，练就了一身好枪法，喜欢打猎。那时候川藏线上的各种动物成群，父亲上高原几乎是走一路打一路，家里的狼皮、麝香等都是他亲手猎获的。
说起父亲的枪法，这里有个小插曲：六十年代中后期，汽车第十八团乔团长来到二十团，在团部院子里，乔团长指着远处一电杆上的白色瓷瓶，对我父亲说：“老康，都说你枪法准，你站在这儿，能把瓷瓶打掉不？”
父亲立即叫人拿枪来，警卫排来人递上一把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父亲端枪瞄准——只听一声枪响，瓷瓶粉碎！人们还没来得及叫好，又听两声枪响，只见两根电话线应声落地，父亲回头大喊：“通信班，架线！”。这时人们
才如梦初醒，继而报以热烈掌声。这故事是听十八团老兵讲的，是否真实，未予查证。
父亲到军区运输部后，因上高原的机会少了，他把小口径步枪和双管猎枪陆续送给了川藏线上的武装部长们，从此告别了打猎。
父亲记不住子女们的生日，可他却对川藏线了如指掌，他熟记川藏线上每一处弯道，每一座桥梁；他熟悉川藏线上每一个兵站，每一个道班……
他对川藏线充满了眷恋，他主动要求去川藏兵站部当顾问，后来在浆洗街干休所休息，他对自己的归宿相当满意。
当二郎山隧道通车后，他执意要去看一看。二OO七年，他向运输部提出要求，运输部知道他有很深的川藏线情结，考虑再三，派了一位高级工程师陪同老爷子前往。看了二郎山，看了隧道，老爷子很是激动，喋喋不休地向陪同他的高工和司机讲述二郎山的过去。在沪定兵站住宿一晚后回到成都家中，他把在二郎山隧道口的留影向家人展示，并把照片装进相框放在床头上。
几年前，解放军报社记者采访川藏线汽车部队，写出一篇稿件，把川藏线的汽车兵誉为玉兰花，无数的汽车兵就是川藏线上的白玉兰。我父亲就是这千万朵玉兰花中的一朵，他是一朵老玉兰，他曾在川藏线上精采地绽放过。
我认为父亲更象川藏线上的一棵苍松，在这苍松的四周环绕着无尽的青松。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在蜿蜒曲折的川藏线上，如今已无人知道康团长；在险象环生的川藏线上，父亲的大名早已湮灭在风雪尘土中；在巍峨叠嶂的川藏线上，一山更比一山高，后生们更加可畏。
一个多月前，浆洗街干休所移交四川省军区管理了。父亲心中很不了然，他认为这样一来，就和川藏线断了关系了，川藏线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他不住的叹息！我看着已是风烛残年的老父亲，心想：都这把岁数了，怎么还放不下呢？我对他说：“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父亲完全听不懂我的话，我也没有完全读懂父亲的心思。
川藏线是没有硝烟的战场，父亲在这个战场上出生入死了大半辈子。虽然父亲在九十三岁高龄时与川藏线脱离了关系，但父亲对川藏线的情怀永远隔不断，抹不去。
父亲永远在线上。 (作者：长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