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福州１１月２８日电 题：如何开启赛场外的生活新篇？

　　——残疾人运动员退役就业安置观察

　　新华社记者 刘旸

　　“多年征战，我身上留下太多伤病，不能继续为国争光了。退役在即，就业困难横在面前。脱下国家队战袍，不免有些忐忑与彷徨，希望退役后的日子能继续像踢球时一样，充实、幸福！”前不久福建召开的里约残奥会运动员表彰大会上，国家盲人足球队队长王亚锋发言的最后几句话流露出对未来的深深隐忧。

　　中国男子盲人足球队在里约残奥会上与奖牌擦肩而过，定格在第四名，虽然没有复制北京奥运会上银牌的辉煌，但战胜西班牙、墨西哥等强队的骄人成绩令人备受鼓舞，名次比伦敦奥运会还前进一位。作为队内核心、残奥会“三朝元老”，年仅２６岁的王亚锋从里约凯旋后决定退役，然而至今他仍然赋闲在家。

　　“我向上级提出了退役安置申请，他们在想办法帮我找工作，”王亚锋说，“我很想回到盲校做一名体育老师，利用积累多年的运动技能，帮助孩子们强身健体、进行矫正和康复训练。”

　　先天性弱视的王亚锋，２００５年开始接触足球，２００７年成为中国第一支国家盲足队的主力队员，多年随队征战，立下汗马功劳。

　　因奔跑中缺少足够预判，盲足运动中的冲撞较健全人足球还要猛烈，也更易受伤。如今身上多处伤病的王亚锋，希望在赛场外开启生活新篇章。

　　他结识了一位身体健全的姑娘，相恋一年有余，对方对这门亲事的唯一条件是希望他有稳定的工作。这个看上去并不过分的要求让他感到压力，迫切期待自己能尽快给心上人一个满意答复。

　　王亚锋告诉记者，他只能看到视力表上最大的标识，基本的衣食起居都可以自理，但书写和阅读方面存在障碍。“现在有读屏软件，电脑和手机上的信息都能听得到。如果无纸化办公完全实现的话，我可以胜任很多工作。”

　　有着退役就业需求的残疾人运动员不止王亚锋一人。单就国家盲足队来说，里约残奥会阵容中６名福建籍队员中有一半萌生退意。林冬冬认为自己可以做打字员或电话客服，但需要岗位培训；高凯在福建平潭盲人协会中担任社区联络员，但每月微薄的收入难以支撑安稳的生活。此外，还有很多其他项目的残疾人运动员面临退役抉择。

　　福建省残联宣传文体部部长陆上骥告诉记者，政府会优先考虑为在奥运会和国际大赛上取得优异成绩、为残疾人体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残疾人运动员解决就业问题。“这个群体凤毛麟角、比例微乎其微，十年来的成功案例屈指可数。”

　　据陆上骥回忆，在悉尼和雅典残奥会跳高项目中赢得冠军的吴燕聪和北京残奥会开幕式主火炬手侯斌退役后，分别留在漳州市和厦门市残联工作；雅典残奥会铅球和铁饼项目都斩获金牌的郑宝珠退役后在泉州市体育局下属的体育场馆工作；跳高运动员陈鸿杰和乒乓球运动员叶超群从里约残奥会归来后，在集美大学体育相关专业求学深造。“但这是少数，大多数成绩平平的运动员得不到相应的安排，不得不自谋出路。”

　　业内人士透露，比起轻度肢体残疾运动员来说，全盲、下肢瘫痪等重度残疾运动员的工作更难解决。少数“成功案例”的共同前提是竞赛成绩优秀，共同特征是相关部门领导多次沟通协商，才得以合力解决。残疾人运动员退役就业问题缺乏打通部门政策鸿沟的整体制度设计，个案经验难以大面积推广。

　　陆上骥分析说，即便在现有的政策体系下，残疾人就业安置情况也不乐观。“福建省残联有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但企业吸纳就业意愿不强。很多单位宁可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也不肯接收残疾人就业。”

　　长期调研残疾人运动事业的专家、九三学社福建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卢丽婉认为，残疾人运动员在追逐梦想的背后，往往陷入因常年封闭训练导致的文化缺失和生存技能缺乏的窘境，面临就业难和生活难等问题，在残疾人运动员退役安置问题上应加强政府引导，增强政策扶持力度和就业保障力度。

　　在卢丽婉看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应主动采取措施，将适合的岗位留给能够胜任的残疾人；同时要加大对成绩一般的残疾人运动员的就业扶持力度，为他们提供实用教育技能培训和必要的经费补贴。

　　卢丽婉建议，对自谋职业的残疾人运动员，给予在经营场地、启动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对于安置残疾人运动员就业的企业给予一些政策补偿，并在投资项目、税收、贷款等方面给予一定程度倾斜；建立残疾人运动员创业孵化基地，引入企业孵化发展的理念，初期提供帮扶，降低创业成本和创业风险，探索扶持残疾人创业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