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慈善捐赠的几点思考
魏达
【引言】“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在嘈杂声浪裹挟之下的声音即使微弱，也要勇敢表达自己的意见。疫前当思。 今天本栏目为大家推送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社会保障专业博士研究生魏达的原创文章《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慈善捐赠的几点思考》，旨在专业学科视角审视下，反思防疫之战背后暴露的社会问题，为体制机制建设提供思路。知识报国，让我们直面困难，与时代同频共振。
2019年12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不仅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和日常生活秩序，还同时威胁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2020年1月23日，面对疫情压力，武汉正式宣布“封城”，随后，广东、湖南、浙江、湖北、天津、安徽、北京等多个省市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截至2020年2月21日，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53284例，现有疑似病例5365例，累计死亡病例2345例，港澳台地区确诊病例104例。[1]面对严峻的防控形势，我国企业、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等发起了广泛的捐物、捐资活动，为此次疫情贡献了重要的物质援助。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例（如下图），其接受到的资金在定向医院支援、各地疫情防控、医务人员救助和防控物资购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红十字会接受捐助资金使用情况
数据来源：由中国红十字会官网数据整理得出，https://www.redcross.org.cn/html/2020-02/66731.html
访问时间：2020年2月22日。
然而，疫情防控期间，我国慈善组织的一些问题也得以暴露，湖北红会事件、武汉慈善总会事件中所暴露出的慈善组织公信力不足、基层人员匮乏和政府责任边界不明确等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也让公众得以通过此次事件对慈善组织进行重新反思。
一、逆向选择与慈善“第三方”
公信力是慈善捐赠的支撑和前提，然而，慈善组织公信力不足的问题长期制约着我国慈善事业的运行和发展。在慈善捐赠和善款使用的过程中，捐赠主体和慈善机构的“逆向选择”，加剧了慈善行业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一方面，我国慈善捐赠的信息披露机制还不健全，信息不对称使得慈善机构的行为缺乏有效监督，导致慈善组织低效、腐败等问题频繁发生，使得捐赠物资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舆情爆发后，中央指导组调查结果显示，湖北省红十字会有关领导和干部在疫情防控期间接收和分配捐赠款物工作中存在不担当不作为、信息公开错误等失职失责问题，2月4日，3名领导被问责。[2]湖北红会事件并非慈善组织的个案，河南宋庆龄基金会放贷事件、云南“慈善妈妈”敛财事件、深圳壹基金雅安地震善款事件等都曾引发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危机。另一方面，慈善组织声誉在组织内部、组织之间、行业之间乃至国家之间具有扩散和传染效应，个别慈善组织的声誉受损会对其他组织及类似行业进行声誉受损的成本转移，使得其他“无辜”成员绩效显著下降。[3]善款使用中的扭曲现象直接影响了公众的捐赠动机，使那些原本表现优良的慈善组织公信力“被平均”，社会捐赠“被减少”，从而制约着慈善捐赠物资效用的发挥。
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应进一步加强工作透明度，完善信息披露机制。我国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机制尚不完善，财务信息透明度较低，信息不对称使得慈善捐赠活动存在道德风险。对此，应进行慈善组织信息披露机制的多元化建设，广泛建立独立于慈善机构和政府之外的第三方评估机制，通过第三方机构，不止加强对捐赠信息的公示，更是对慈善组织财务状况、管理构成、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全面披露，将物资募集情况、项目实施情况和困难群体受助情况等信息及时公开。成熟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可以有效避免慈善捐赠中的“逆向选择”，推动慈善组织规范化建设，从而对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二、政府救助与慈善捐赠
截至2月14日，我国各级财政已安排疫情防控补助资金901亿元，[4]社会捐赠方面，截至2月20日，中华慈善总会共接受用于新冠肺炎防控捐款29424万元，[5]中国红十字会共接受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社会捐赠款物128244万元，其中接受资金105666万元，物资价值22578万元。[6]可见，在政府强力救助的同时，社会捐赠也为此次疫情提供了有力保障。然而，疫情中武汉慈善总会27亿善款事件引起公众对捐赠资金使用的质疑，虽然该机构随后在官方微信发布了相关说明，但也侧面反映了我国慈善组织管理中的问题。
由于体制惯性，我国公募慈善组织大多带有浓厚的官方背景，慈善组织的管理者由政府指派、慈善项目用行政手段推动、善款被纳入官方救灾系统等现象比较普遍。 根据相关规定，湖北省红十字会由省政府分管领导联系，会长由省政府分管副省长兼任。[7]这种行政性的干预行为，不仅增加了政府的压力，也使得慈善组织丧失了活力和自主性。对此，应妥善处理政府救助与慈善捐赠的关系，厘清二者的责任边界。政府是社会救助的责任主体，此次的疫情防控工作，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重大灾害救助中，应强化政府责任，同时，在政府力量所不及的地方，还需要通过合理引导，将慈善捐赠作为突发事件中管理和救助的多元补充。一方面，应发挥政府在物资调派、资金统筹中的效率优势，解决最突出的矛盾和最关键的问题；另一方面，应警惕政府对慈善的大包大揽，政府可从政策扶持和平台搭建等方面发挥作用，慈善组织可发挥其在灾害救助中的灵活性、多样性等优势，与政府相互配合，共同促成救助效率的最大化。
三、人员编制与慈善效率
此次湖北红会对捐赠物资发放得如此低效，除了其监管缺陷外，基层慈善队伍人员匮乏也是关键原因。2018年度武汉市红十字会部门决算数据显示，武汉市红十字会总编制人数13人，其中，在职实有人数12人，[8]人员资源的匮乏导致工作上的频繁出错，给慈善工作的效率和疫情的防控效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目前，我国的慈善专业人员较少，薪酬待遇和社会认同等因素使得人们对慈善行业的职业期望较低，阻碍了慈善组织专业化水平的提
升。加强人才培养是完善慈善组织内部治理、提高专业化水平的重要保证，应尽快完善慈善从业人员招录制度，针对我国慈善事业从业积极性不高的情况，建立科学的招录制度：入职标准不能过低以保证从业队伍的专业素质，标准也不能太高以免降低人们对慈善事业的热情。在此基础上，应加强人才队伍培养，通过技能培训、政策福利等使员工形成良好的职业预期，保持人才队伍的稳定。与此同时，应发动社会力量，广泛动员志愿者参与到慈善事业中，形成专业工作人员和长期志愿者相结合的队伍结构。
四、结语
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在维持社会稳定、缩小收入差距和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福利国家危机的爆发，福利多元主义应运而生，西方发达国家的救助理念也从古典自由主义转向福利多元主义，政府与慈善组织合作的多元救助格局逐步形成。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慈善事业起步较晚，发展较为缓慢，管理体制还不成熟。此次疫情中，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问题、基层从业人员问题和政
府职能问题再次暴露，引发了强烈的舆论风波。新冠病毒的爆发不仅是对我国医疗体系的考验，也是对慈善组织的考验。我国慈善捐赠中社会力量参与主体的明确、参与动机的洞悉、参与机制及监督机制的完善等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制度设计和法律规范。近日，随着企业复工复产，我国进入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政府应继续发挥其在政策制定、舆论引导等方面的优势，明确政府救助与慈善捐赠的责任边界，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保证慈善捐赠款物及时、高效地投入到疫情防控之中，从而正确引导慈善组织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贡献重要力量。
注释：
[1] 国家卫健委官网， http://www.nhc.gov.cn/xcs/yqtb/202002/543cc508978a48d2b9322bdc83daa6fd.shtml，访问时间：2020年2月22日。
[2] 新浪财经，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7664786327480811&wfr=spider&for=pc，访问时间：2020年2月13日。
[3] 党生翠.慈善组织的声誉受损与重建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9(11):111-117.
[4] 财政部官网，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jingshidian/renminwang/202002/t20200217_3470462.htm，访问时间：2020年2月19日。
[5] 中华慈善总会官网，http://www.chinacharityfederation.org/NewsShowNoPart/16/2867.html，访问时间：2020年2月22日。
[6] 中国红十字会官网，https://www.redcross.org.cn/html/202002/66731.html，访问时间：2020年2月22日。
[7] 湖北省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hubei.gov.cn/xxgk/czyjs/qt/hszh/201902/t20190221_1382467.shtml，访问时间：2020年2月19日。
[8] 武汉市红十字会官网，http://www.wuhanrc.org.cn/info/1053/2304.htm，访问时间：2020年2月19日。
作者简介：魏达，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社会保障专业博士生。
